资料图。本文来源: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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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重庆市原市长
研究员、重庆市原市长
为什么数字化平台会有如此强大的颠覆性?这是因为数字化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泛在、全流程持续、全社会场景、全智能解析和全价值叠加,并给全社会带来了“五全信息”。
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面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
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
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限,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
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
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十分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源。
信息是认识世界的钥匙,不同的信息形态和内涵对应的现实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农业时代对应的是自然信息、工业时代对应的是市场信息、互联网时代对应的是流量信息,而到了数字时代对应的则是结构、动态、秩序、信用、生态等构成的“五全信息”。“五全信息”具有下面五个特征:
“五全信息”是结构型的信息
数字时代所采集的“五全信息”,是全样本的结构型信息,这些信息必须包含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结构性特征:产业系统要有关于产业的各种特征描述、社会系统要有社会运营的各方面数据。五全信息的结构性体现了“数字孪生”的概念,是企业运营、产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全样本刻画。
“五全信息”是动态型的信息
具有五全特性的信息,是一个经济系统或社会系统运营的动态信息,每一条五全信息都有时间戳、体现事物某一时刻的状态,五全信息积累起来可以描绘事物的历史规律和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五全信息”是秩序型的信息
某一个系统的五全信息,体现了这一系统的秩序。五全信息既包含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制度,也要包含其运营规则。也就是说,五全信息采自于系统现有的秩序,也会帮助系统构建新的秩序。
“五全信息”是信用型的信息
在以往的社会系统中,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全社会、全产业领域的信用问题。而进入“五全信息”社会,这些信息因为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基于新的信用体系,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社会经济系统都将发生更加彻底的革命。
“五全信息”是生态型的信息
五全信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态、产业生态之中,是在描述特定生态里面的特定状态。各类信息之间往往存在大量关联,并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通信等技术的驱动下,随着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日趋成熟,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能够利用“五全信息”,就会立即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
数字化平台,在5G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到6G、量子通信环境下还会进一步形成万物万联体系,数字社会将拥有越来越多的“五全信息”。“五全信息”与制造业结合就形成智能制造、工业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数字化平台与产业融合赋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数字化,实现“万物发声”
目的是让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通过数字技术表述出来,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为构建产业数字空间提供源头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网络化,实现“万物万联”
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把所有能够“发声”的单元连接在一起,高带宽、低延时地实现大范围的数据交互共享。
第三个步骤是智能化,实现“人机对话”
也就是要在“万物万联”的基础上,让物与人可以交流,通过与人的智慧的融合,实现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第四个步骤是智慧化,实现“智慧网联”
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人机对话”,使整个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在人的智慧的驱动下,实现优化运行。
第五个步骤是最高境界,实现“数字孪生”
产业互联网的最高境界是数字孪生,要实现数字孪生:
首先就要通过智能传感器、仪器仪表对物理对象的状态进行多物理量的采集和测量,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将物理对象的属性和数据,全面映射到虚拟空间中,创建出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虚拟模型,以此模拟其在现实中的行为特征。
其次要将动态仿真的数字模型与物理实体互相叠加、同步运行,实现有机融合。
最后,要实现数字虚拟世界和物理真实世界的精准映射、交互协同、实时联动。
在虚拟世界中:
一是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调控和干预;
二是可以通过模拟和预测真实系统的运行,想象真实系统如何进一步完善,从而进行改造和优化。
而通过VR、AR技术的深度应用,将更有利于数字孪生在数字场景中的可视化表达和人机交互。
这五个步骤,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基础,但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推进产业互联网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但也不要好高骛远、急于求成。随着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拥有数字镜像、数字孪生功能的产业互联网将实现现实物理世界与虚拟数字世界的交互映射、虚实对应、实时互动,并深刻重塑社会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是数字化转型的起点,聚焦于制造环节中物理设备与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升级。其核心在于通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工业机器人、传感器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生产设备的自动控制、状态感知与过程优化。该维度的本质是将物理世界中的制造活动转化为可量化、可监控、可调节的数字信号流,为后续的数据驱动决策奠定基础。其战略目标在于提升生产效率、保障产品质量一致性、降低安全风险,并形成底层数据采集能力。
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枢纽,实现了企业内部横向业务流程的集成与协同。ERP以统一的数据模型为核心,整合财务、采购、库存、生产、销售、供应链等核心业务模块,打通“计划-执行-核算”全链条,追求供应链整体的最低库存水平与最优运营成本。相较于MIS的垂直割裂,ERP强调端到端流程的贯通与全局资源的动态配置,使企业具备更强的整体响应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其本质是从“职能信息化”迈向“流程数字化”。
产业互联网是数字化转型的高级形态,其范畴远超传统的B2B、B2C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制造环节+十大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它通过物联网(IoT)、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在设计、生产、物流、金融、服务等环节的全要素、全流程、全主体的网络化协同。其战略愿景在于打破企业边界,构建跨组织的信任机制与协作平台,推动资源最优化的社会化配置与价值共创。
然而,尽管消费互联网已高度成熟,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除欧冶云商、海尔卡奥斯、树根互联、徐工汉云等少数成功案例外,多数领域尚未实现规模化、深度化的生态协同,面临数据孤岛、标准缺失、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结构性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第五维度,不仅是前四者的赋能技术,更是一种正在重塑整个数字化范式的通用目的技术。AI通过对海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学习与推理,赋予系统感知、理解、预测与决策的能力。人工智能并非独立于前四个维度之外,而是能够渗透、融合并重构前四个维度。它与前四者的关系,是“灵魂”对“躯体”的统摄,标志着数字化转型从“工具革命”迈向“智能进化”。
前四个维度(工业自动化、MIS、ERP、产业互联网)遵循的是横向扩张的逻辑,它们不断打破物理与组织的边界,将设备、部门、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连接成一张巨大的网络,实现了“万物互联”。而第五维度(AI)遵循的是纵向升维的逻辑,它在已有的网络之上,通过算法与算力,提取数据的规律,生成决策的智慧,实现了“万物智能”。
总结而言,第五维度不是对前四个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指数级的乘法效应。
没有前四个维度提供数据土壤,AI将是无源之水;而缺乏AI的赋能,前四个维度仅是冰冷的数据堆砌。只有当AI作为第五维度深度注入时,工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才真正完成了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终极跨越。
在当前技术加速迭代、市场不确定性加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的乌卡时代(“VUCA+”,即: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传统工商产业数字化的五维框架虽仍具解释力,但其内在结构正经历深刻解构。尤为显著的是,处于框架中层的管理信息系统(MIS)与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它们曾是企业数字化的“黄金标准”,如今却因架构僵化、响应迟缓、生态封闭等结构性缺陷,逐渐显露出与时代需求的脱节,其主导地位正在被更具适应性、灵活性与连接性的新型数字系统所替代。
传统MIS与ERP系统普遍采用单体式或紧耦合的模块化架构,其核心是预设的业务流程与固定的数据模型。这种设计在稳定环境下能实现高效执行,但在动态市场中却成为创新的桎梏。
变更成本高昂:企业业务模式微调(如新增销售渠道、调整定价策略)往往需要复杂的二次开发、系统测试与停机维护,周期长达数月。
扩展性差:难以快速集成新兴技术(如 AI、区块链、低代码工具)或接入外部平台(如电商平台、物流系统、碳管理平台)。
形成新的“数字孤岛”:尽管 ERP 旨在打破内部壁垒,但其封闭性反而导致与外部 SaaS 应用(如CRM、HR SaaS、BI工具)之间形成新的数据割裂,需依赖低效的接口对接。
在消费者需求瞬息万变、供应链风险频发的今天,企业需要“实时感知-快速决策-即时执行”的能力。而传统 ERP 的“批处理”逻辑与 MIS 的“层级审批”机制,严重滞后于业务节奏。
数据延迟:财务结算、库存更新往往以日、周为单位,无法支持实时经营分析。
决策滞后:基于历史数据的报表分析,难以应对突发性市场波动(如原材料暴涨、物流中断)。
流程冗长:一个采购申请需经过多级审批,而竞争对手已通过自动化系统完成下单。
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跨组织协同,要求系统具备开放性、可组合性与服务化能力。而传统 ERP 与 MIS 的设计哲学是“企业中心化”与“控制导向”,天然排斥外部连接。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能力薄弱:多数系统缺乏原生、标准化的 API 接口,外部系统接入困难。
数据主权壁垒:企业不愿或无法安全地共享核心业务数据(如产能、库存、成本),导致协同流于表面。
服务化程度低:ERP 功能被“捆绑”在系统内部,无法作为独立“能力服务”输出给生态伙伴。
传统 MIS 与 ERP 的式微,并非意味着管理的消亡,而是标志着管理范式正从“定式化管控”向“柔性化赋能”跃迁。在产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双重赋能下,五维数字化的演进路径将经历一场深刻的解构、重组与升维,其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企业围墙,建立基于数据智能的社会化资源配置体系。
路径重构的第一步是“解构”。传统 ERP 庞大的单体架构必须被打破,通过“中台化”战略实现能力的沉淀与复用。
一是业务能力的原子化:将原本固化在 ERP 中的采购、生产、财务等流程,拆解为标准化的“原子能力”(如统一用户中心、统一订单中心、统一支付中心)。这些能力不再归属于某个部门,而是作为共享服务存在。
二是数据资产的全局化:打破 MIS 各子系统的孤岛,构建企业级“数据中台”。不仅汇聚内部经营数据,更要实时接入工业自动化(第一维度)产生的 OT 数据,实现 IT 与 OT 的深度融合,让物理世界的每一次震动都能实时映射为数字世界的管理信号,为上层应用提供统一、标准、实时的数据土壤。
路径重构的第二步是“连接”。未来的数字系统将不再关注企业内部的闭环优化,而是致力于在产业互联网(第四维度)中寻找最优解。
管理系统将从“记录账簿”转变为“连接器”。基于 API(应用程序接口),企业将自身的库存、产能、物流等核心能力封装为可调用的服务,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与上下游进行实时握手。
例如,企业的生产计划不再仅由内部 ERP 计算,而是直接响应下游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预测,并自动触发上游供应商的原料准备。
这种变革使得管理边界从“企业围墙”延伸至“产业链全域”,实现了供应链上下游在数据层面的“同频共振”。
路径重构的终极一步是“升维”。人工智能(第五维度)将彻底重写管理的底层代码,使系统从“执行工具”进化为“智慧生命体”。
未来的数字化路径将不再依赖预设的流程规则,而是转向数据驱动的认知决策。
一是预测性决策替代反应性管理:AI 大模型将通过对全域“五全信息”的深度解析,提前预判市场波动、设备故障与信用风险,实现从“事后诸葛亮”到“事前预警机”的转变。
二是自主智能体(Agent)的崛起:新一代系统将由无数个 AI 智能体组成,它们能够理解自然语言指令,自主完成跨系统、跨组织的复杂任务(如自动寻源比价、合同风险审查)。
最终,五维数字化将形成一个有机的闭环:工业自动化提供感官数据,产业互联网提供连接网络,中台架构提供骨骼肌肉,而人工智能注入灵魂。
企业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组织,而是一个能够实时感知环境变化、自主进化、并与生态系统共生共荣的智慧系统。
最后,MIS 与 ERP 并未走向终结,而是在产业互联网的澎湃浪潮与人工智能的革命性驱动下,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升维”与“生态重生”。它们正挣脱单体架构与企业边界的桎梏,从封闭僵化的流程执行工具,蜕变为开放、灵动、自适应的智能协同中枢——以产业图谱为认知底座,以微服务生态为功能单元,以 AI Agent 为决策主体,在实时数据流与事件驱动中实现跨组织的价值共振。
在此新范式下,我们正迈向一个崭新的数字文明——未来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作为具备感知、推理与行动能力的“产业智能体”,在生态协同中孕育出超越传统企业形态的经济新生命。■
黄奇帆认为,当前我国外贸成绩卓著,是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深层变革与高质量发展的自然结果。
具体来看,首先,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32%,形成“三个三分之一”格局。即中国制造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发达国家整体占三分之一,其余发展中国家占三分之一。这使得我国成为自英国、美国之后,第三个长期保持全球工业三分之一比重的经济体。
第二,我国在汽车、造船、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光伏)等五大领域已形成全球竞争优势;在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当前出口中60%为高端装备与电子产品,工业品占比达90%。
第三,产业链完整度与自主性增强。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0个中类、500个小类及700多个细类的国家。加工贸易比重已从过去50%以上降至不足20%,80%以上出口产品实现国内附加值占比超80%,产业链集群效应显著。
与此同时,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尽管面临外部压力,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在过去十年翻番,年均约1200亿美元。外资呈现“项目数减、投资额增”的特点,集中于高技术、高资本密度领域。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约30%的出口、50%的高附加值装备与电子类产品出口,以及15%的工商税收。
此外,出口从“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加工贸易为主,转向以国内产业链为根基、附加值内嵌的集群化出口模式。
黄奇帆指出,我国应推动进出口双向平衡、提升贸易质量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一方面,通过汇率适度升值,增强人民币购买力,促进进口增长,助力人均GDP在中长期实现以美元计价的翻番目标。在黄奇帆看来,今后十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从7.0逐步升值至6.0左右。
另一方面,根据行业差异与全局需要,适度下调部分出口退税规模,将财政资源更多用于国内民生与创新发展领域。
从民生角度,更为重要的是,应稳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合理缩减年均工时,促进共同富裕与消费升级。
此外,黄奇帆提出,要防止国内“内卷”卷到国外,即“反内卷”首先要在出口产品上减少“赔本赚吆喝”的事情,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与整体利润水平。
“中国不仅要把货物贸易搞好,还要把服务贸易搞好,货物贸易大国不等于贸易强国,服务贸易大国才是贸易强国。”黄奇帆说道。中国下一步进出口要在服务贸易上下功夫,力争到2040年服务贸易占中国全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量的20%,达到世界平均值,这样的贸易结构才更合理。■
附
今年年底海南岛自由港将封关运行,这已经是准备了几年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自由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作为自由港,基本政策有五项:一是企业所得税趋于15%,因为全球自由港的企业所得税均在15%以下;二是个人所得税趋于15%;三是零关税;四是服务贸易零壁垒,即全面放开。中国与东南亚15个国家签署的RCEP已实现服务贸易零壁垒,海南不仅与这15个国家,而且与全球的服务贸易均趋于零壁垒;五是作为自由港,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免税,与香港政策一致。我的意思有这五条对海南的经济,对中国自由港的建设将起到历史性、长周期的推动力。
封关后,海南岛的产业发展应重点抓哪些方面?除过去10年、20年持续推进的产业外,至少有五件事对中国意义重大,将极大推动海南产业发展:
第一件事,应推动海南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体化,实现内贸与外贸同线、同质、同标,消除准入门槛,尽管税收和管理存在差异,但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外贸享有较多优惠,内贸则按常规管理,导致内贸与外贸企业间存在隔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实现规则、体制、标准统一,国内正朝此方向努力,海南应一步到位。香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内贸、与大陆贸易及国际贸易在规则上无差异。在美国,贸易公司从纽约向洛杉矶或巴黎、伦敦销售商品,手续无异。相比之下,中国内贸与外贸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国务院决定在2030年前实现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体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这一要求。海南作为自由港,其岛内贸易、与大陆贸易及全球贸易应实现三位一体,无差异对接,也就是中国内外贸一体化第一个发源地应该在海南岛,根据国家关于内外贸一体化的规划,我们应将2030年的发展目标提前至2026年在海南岛实现。这将有助于推动海南岛的贸易发展,吸引国内众多贸易公司注册,实现与全球贸易一体化规则的对接。
第二件事海南岛应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一体化发展对于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至关重要。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约为25%,而欧洲和美国的服务贸易比重更是高达30%至40%。相比之下,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仅为13%,尽管服务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但与6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相比,仍显不足,服务贸易的比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中央每年都在北京开一次服务贸易大会,就是要推动这件事。大家要明白,22个自贸区的核心是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若将自贸区仅视为开发区或简单保税区,无异于将自贸区政策大材小用,因此,自由港的核心在于服务贸易,必须大力发展。海南货物和工业基础薄弱,货物贸易对其而言只是次要部分,但是如果海南把服务贸易搞上去,那服务贸易有什么内容?包括产业链上的制造业相关联各种物流,全球的物流,包括研究开发,包括产业链的金融,包括各种市场准入检验检测的机构,也包括绿色低碳的服务,有数字化的服务,还有贸易批发、零售、销售、售后服务的这种服务,还包括教育、卫生这种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为产业的服务,还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各种专业咨询,总之,生产性服务业的十大领域一旦跨境,即构成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中国目前1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中,大量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旅游接待外宾服务。而真正由生产性服务业构成、附加值高、人才密集的跨国服务贸易,我们仍很短缺,那么海南岛把这一块搞上去,要向香港学习,香港在说自己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时候专门加了一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就是服务贸易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和实体经济服务的,目前国内此类服务业发展尚不充分,四中全会提出在“十五五”期间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海南岛要在这一块搞上去,生产性服务业涵盖10个大类、35个中类、171个小类,可借鉴香港模式发展。
中国和东南亚之间15个国家共同形成了RCEP。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将被消除,实现零关税,服务贸易也将不再有壁垒。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将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这为各种企业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海南岛作为中国的自由港,将首先与这些东南亚国家落实RCEP政策,形成巨大的贸易枢纽。整个中国若要与东南亚国家形成RCEP交易,海南岛将成为交易的中心基地。这是第三件事,海南应该非常明确把海南岛发展成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和大陆的交往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枢纽。
第四件事是“一带一路”,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至今已持续15年,当前,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并非仅限于海南岛,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投资,然而,存在一个问题,即“一带一路”沿线的人民币结算量仅占约5%,而中国与全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已达22%,为何“一带一路”本应以人民币进行投资和贸易,却反而采用美元投资,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取了大量人民币,但缺乏有效的回流渠道,不知如何使用,海南岛应构建一个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持人民币回流中国,海南岛虽属中国大陆,但作为自由港,若构建金融回流体系,将对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并带来巨大收益。
第五件事中国正在着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去几十年,人民币国际化常被描述为“审慎推进”,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这一变化显然意味着推进力度的加强。全球货币地位与GDP地位相关,可分为三档。美国GDP占全球24%,但其美元在全球货币清算结算和储备中占比达50%—60%,其中储备货币占60%,清算结算占50%,清算结算比重远超其GDP地位。第二档次为一般发达国家,包括欧共体、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其GDP占全球比重与货币地位相当。例如,日本1975年GDP占全球14%,日元占全球货币比重约13%—14%;如今日本GDP占比降至不到4%,日元清算结算比重也降至3%—4%,此为第二档次特征。第三档次涵盖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GDP总和占全球一半,然而,这150多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在全球货币清算量中仅占5%,中国不幸也位列其中,目前,中国GDP占全球比例略低于20%。过去几十年间,人民币清算占比一直维持在2%—3%的水平,随着党的二十大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比例近年来迅速提升至6%、7%。总而言之,若我国GDP占比达到20%,货币占比也应相应提升至这一水平,至少应与法国、英国、日本等世界经济强国相当。到2050年,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GDP占比达到全球25%,而货币地位仍停留在5%—6%,这将有失水准,不符合国家金融强国的战略要求,这一进程将举国推进。而海南岛作为自由港,在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发挥应有作用,可借鉴香港等地的经验,建立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推动人民币及其他货币的普及,在此过程中,海南岛可全方位探索多种方法,这将使国内金融走向世界,而海南岛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地和关键节点。
我的意思是指,第一,海南岛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一体化,并着重发展服务贸易;第二,实现内贸与外贸一体化;第三,打造RCEP发展基地;第四,成为“一带一路”回流基地。海南岛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贸易量或许不大,但国内企业若以海南岛为注册地,在“一带一路”投资所得,回国需缴税,而回流至海南岛则免税。封关运作下,海南岛离境投资收益免税,这一点与香港相似,海南岛在优惠政策上,与香港的十大优惠相比,已占据六条。至于香港特有的个人住房房产税和遗产税,我国尚未实施,故不作比较。简而言之,海南岛的15%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零关税及离境返回免税等政策,确实与香港趋于一致,我认为如果把刚才说的5件事适用于海南岛发展的,跟它的税务政策、优惠政策结合为一体,一定会在今后5—10年、15年把海南岛的发展更上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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